1953年7月，朝鲜半岛实现停战，志愿军成功地完成了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震撼世界的胜利，也为新中国的周边环境带来了相对的稳定。从理论上讲，参加这场战争并立下赫赫战功的几位主力兵团司令，回国后应该会得到更高的职位和重用，然而现实却与此有所不同。尽管大多数将领都获得了高位，依然有两位在战争结束后却被降级处理。那么，这两位将领究竟是谁呢？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志愿军各个兵团司令在抗美援朝战斗后回国后的职务发展情况。邓华将军，他曾长时间担任志愿军的二把手，也是13兵团的司令员。回国后，他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并且担任了沈阳军区司令员，这个职位的级别明显高于兵团级别。他的事业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的发展势头非常强劲，甚至可以说前途无量；另外，杨成武将军作为第20兵团的司令员，回国后担任了北京军区司令员，同时也成为了防空军的司令，这样的职务同样非常重要，显现出他在军中的卓越地位。曾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及19兵团司令员的韩先楚，回国后被任命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权力地位也不容小觑。
展开剩余74%此外，曾任19兵团司令员的杨得志大将，回国后被任命为济南军区司令员，拥有大军区职务，属于极为高层的领导。他的军事经历可以说非常卓越。黄永胜与许世友的情况则较为特殊，他们都属于抗美援朝后期才入朝的将领，并且短暂地担任过兵团司令。回国后，他们分别担任了广州军区司令员和南京军区司令员，而且许世友的职务更为显赫，他还出任了副总长这一重要职务。
另一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表现突出的将领是陈赓大将。他曾担任志愿军第3兵团的司令员，也在战争中担任过代司令员。陈赓回国后，负责了哈军工的建设，并且成为了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他在1955年被评为开国大将，是志愿军各兵团司令中唯一一位荣膺这一头衔的将领，他的地位自是不言而喻。
不过，也有一位将领的情况较为特殊，那就是杨勇。他在朝鲜停战后并未立即返回祖国，因为朝鲜半岛依然需要志愿军驻军进行复建和防卫工作。杨勇于1953年接替了志愿军司令员一职，并且一直担任此职务直到1958年。即使在1955年的军衔评定中，他仍然保持着志愿军司令员的身份，这一职务在当时可以与大军区正职相媲美，显现出他依然在军中的重要性。
尽管绝大多数将领都得到了显赫的职务和地位，但仍有两位兵团司令的职务发生了变化，被降级使用，这两位就是董其武上将和宋时轮上将。董其武原是志愿军第23兵团的司令员，在朝鲜战争期间，他负责修建机场、保障后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1952年底，志愿军第23兵团进行缩编，最终仅保留了第69军。尽管职务发生了变化，董其武依然选择担任该军的军长，依旧继续从事他所擅长的军事工作。他并不看重高官厚禄，主席曾希望为他安排大军区副职，但董其武婉拒了这一安排。
与董其武类似，宋时轮将军的命运也较为特殊。在1952年从朝鲜回国后，他并没有担任大军区司令员，而是被安排担任了总高级步校的校长。这个职务相较于其他兵团司令员，显得有些逊色。之所以如此，与宋时轮在长津湖战役前后的表现有着直接关系。长津湖战役中，后勤保障不力，导致非战斗减员严重；此外，他没有执行主席的指示，战役预备队的部署也存在问题，这些问题虽然没有受到严厉追责，但从宋时轮回国后的职务安排来看，显然已经拉开了与其他将领的差距。尽管如此，宋时轮在1955年被评为开国上将，后期他专注于军事教育和研究领域，担任了军事科学院院长，但再也没有返回实战指挥岗位。
这两位将领的降职或许是因为他们在战时的表现有所瑕疵，但也不乏一些历史背景和个人选择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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