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满仓黄仁勋的两幅面孔：从霸道总裁到铲子厂厂长

美国记者斯蒂芬·维特（Stephen Witt）的上一本畅销书《音乐是怎么变成免费午餐的》，很多年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本书里，维特着重采访了发明MP3音频压缩格式的德国工程师卡尔海因茨·勃兰登堡（Karlheinz Brandenburg），记录了勃兰登堡和他的团队如何在2000年代通过一连串编码彻底摧毁了整个音乐行业。

在写那本书的时候，维特就已经明白，勃兰登堡等科学家对技术有种“痴迷”倾向。他们更在意技术创新本身，而极少、甚至从不考虑社会意义上的后果，甚至赚钱也不是他们的初衷。意想不到的结果却是，勃兰登堡的团队从中赚了大钱，与之相对照的是，如今没有几个音乐人还能靠卖专辑为生，唱片行业名存实亡。“科技”的毁灭倾向好像一把被包得很好的火，总要烧到头上，才能明白它有多么厉害。

2026年1月31日，台北，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出席台湾供应商晚宴活动视觉中国图

因此，看维特十年后出版的第二部重要著作《黄仁勋：英伟达之芯》的时候，我有种似曾相识感。事实上，这本书的英文原名也并不像中文版那么直接，而是叫做《思考机器：黄仁勋、英伟达与世界上最隐秘的微芯片》（The Thinking Machine: Jensen Huang, Nvidia, and the World's Most Coveted Microchip）。

此书表面看来更像黄仁勋的传记，行文中也不乏对黄仁勋个人性格与领导能力的赞美甚至溢美之词，但这标准版的硅谷成功学故事表面之下，有更耐人寻味的部分。事实上，按照维特采访得出的结论，英伟达，一家曾经主营游戏显卡的芯片公司，决定全力投身AI，仅花了一个周末，原因是黄仁勋忽然意识到，早年以模拟下棋或者教机器辨认猫狗为主要业务的AI研究，对芯片的需求量远超过哪怕最讲究帧率的大型电子游戏。

维特将这一对于英伟达来说最重要的时刻，追溯到2013年。一个名叫布莱恩·卡坦扎罗（Bryan Cantanzaro）的英伟达普通员工把他的设想越级汇报到黄仁勋面前。卡坦扎罗据说是英伟达全公司唯一有文学学位的工程师，同时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普希金。在维特笔下，摩门教出身的卡坦扎罗不仅具备工程师通常缺乏的敏感，还因为早早生了好几个孩子，非常需要钱。

从一开始，卡坦扎罗的设想就是“没有客户创造客户”类型的。他是个芯片工程师，至少从维特的描述来看，一开始对AI或神经网络认识并不深入，他只是认为传统算力的商业价值已经走到了尽头，因为没有人需要那么多算力。卖出去一台超级计算机，客户可以用很多年，那么他本人显然很容易失业。于是他绞尽脑汁想了几夜究竟谁最需要算力，最后得出结论：“答案是人工智能。”

黄仁勋被卡坦扎罗——一个经常被评价“需努力”的基层员工说服了，可能因为两人都很务实，对“如何持续搞钱”这点认知刚好一致。他把卡坦扎罗叫做cuDNN（CUDA神经网络）的项目，称作“一生一遇的机会”，并派给他一整个工程师团队。英伟达有着其他AI研究机构不具备的优势，也就是用不完的芯片和算力。维特写道，英伟达的工程师开玩笑说，这些芯片本来应该用来在游戏里打怪兽，现在却被用来“人造大脑”。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原本工程师打扮的黄仁勋开始穿起了皮夹克，成为人工智能在公共叙事里的某种摇滚明星。那年黄仁勋将近50岁，财富自由，进入了职业倦怠期，无聊到甚至不惜去找大厨学习厨艺来找虐。人工智能让黄仁勋重新找到了刺激，事实上，维特认为，在这个时间点的前后，存在两个不同的黄仁勋，他把这本书就此分成两部分。

第一个黄仁勋有着那个经典的硅谷新移民创业家叙事。事到如今，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故事——台南出生的黄仁勋9岁被父母送去美国，出于新移民的无知，他到了肯塔基乡下一家全是本地问题学生的半工读学校住读。在那里他和哥哥是唯一的亚裔，天天挨打，但后来的个人叙事里，黄仁勋不断表示自己对此不以为意，还认为那种环境“苦其心志”，帮助他培养了领导力。青少年黄仁勋在“丹尼”连锁餐厅打工，这又成为完美创业家叙事的一部分。他说：“我发现自己身处逆境时思维最清晰。当周围一片混乱，我的心跳反而会放缓，这或许跟我在丹尼餐厅工作的经历有关。”到硅谷工作以后，黄仁勋还是喜欢在丹尼餐厅开会，整个英伟达几乎是在丹尼餐厅里创立的。

在维特的叙事里，从一个大厂芯片工程师到创立英伟达，黄仁勋最大的优势是“靠谱”和“务实”——亚洲人普遍的优点。在20世纪90年代的硅谷，亚裔比例也还很低，硅谷最多的是住在爹妈的车库里不见光的疯白男程序员，比如英伟达创建时黄仁勋的两位拍档柯蒂斯·普里姆与克里斯·马拉科夫斯基。这两个人的名字哪怕在今天知道的人也不太多。

普里姆和马拉科夫斯基一开始是黄仁勋在芯片公司打工期间的下游客户。创立英伟达——一家做电子游戏显卡的公司是这两人的创想，而他们拉黄仁勋入伙，显然是看中了他的靠谱务实。这是他们本人，尤其天赋很高的工程师普里姆所绝不具备的特点。普里姆的性格与靠谱务实完全相反，他在做芯片这件事上想法顽固刁钻且不听劝，还喜欢在办公室打游戏分散员工注意力，毕竟对普里姆来说，做游戏芯片的初衷就是让他自己更好地打游戏。这让黄仁勋非常头疼。

普里姆在三人创业后不久，刚刚做出两块不怎么成功的显卡，就被黄仁勋排挤到公司角落。2007年，他以很低的价格把英伟达股票全部卖了，捐给自己在纽约州的大学母校，过上了种地隐居的生活。仍在英伟达工作的马拉科夫斯基要相对正常一些，但他没有那么大的野心。马拉科夫斯基是第一个不同意外界对黄仁勋“谦逊”评价的人，他认为黄仁勋“有雄心壮志”，30岁不到就已经规划好了自己的人生，拿到了斯坦福夜校硕士，且从来就是要撸起袖子创业的。

第一个黄仁勋是个所谓的霸道总裁。他有着闽南生意人的能屈能伸，一个产品卖得不好马上会转向另一个，裁员的时候冷酷无情。而坚持己见的时候，黄仁勋一步也不会退让，与普里姆交恶时，连硅谷公司常用的调解员都无计可施，一定要把普里姆逼疯为止。碰到行业内的竞争对手，黄仁勋会想尽办法，不惜一切把对方干掉。在20世纪90年代，他用如今互联网行业推崇的“996”往死里干的方式，完全逼垮了显卡行业的对手3DFX，之后在遇到AMD那样更大的竞争者时，采用的也是同样的方法。哪怕从书里一些公司员工的委婉说法，你也能发现黄仁勋并不像他看起来那么从容自洽。他会对着下属大喊大叫，会把自己的办公桌放在全公司最当中，所有人路过都会被他呵斥，他会要求员工埋头苦干，不要想有任何个人生活。

第一个黄仁勋是个理想的传统行业CEO，手法稳狠准，但思想并不激进。他本人也完全谈不上是乔布斯、扎克伯格那样出现在杂志封面上的明星。从1999年上市后将近20年，英伟达的股票从未超过10美元，公司业绩时好时坏，不至于像其名字一样“令人嫉妒”。

然而在发现人工智能以后，黄仁勋变了。

第二个穿皮夹克的黄仁勋，维特写道，“只对追求规模感兴趣。”这个黄仁勋的中心是加速，加速，再加速。旧的英伟达最受欢迎的产品GeForce显卡一块400多美元，如今英伟达的AI芯片H200一块3万~4万美元。这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加速后还要冲刺，冲刺，再冲刺。硬件自然要不断更新，而英伟达的免费软件CUDA会把整个AI行业永远绑定在英伟达的芯片上。总而言之，有AI的地方，就不能没有英伟达，而这一切努力都指向2022年，OpenAI的ChatGPT作为成品出现在公众面前。

按照维特的说法，发现AI之后，整个21世纪10年代中期的黄仁勋进入了一种技术与权力的双重痴迷状态，一种只属于掘金时代铲子厂厂长的自大与狂热。在维特看来，黄仁勋非常鼓励他人，尤其是员工对他进行个人崇拜，会“通过演讲、批斗会以及好话与辱骂交织的方式，让人们屈服于他的意志”。与此同时，维特又认为，黄仁勋为自己保持了一定的神秘感。作为记者，他发现直接引用黄仁勋的话存在风险，因为他说的话经常有出入。“他有时讲话振振有词，并不等于他真心相信这些。与他交谈，话题可能天马行空，从狗的呕吐物、男性时尚、丹尼餐厅的鸡蛋品质，到任何突如其来的、离奇的不相关话题。一致性并非他的性格标签：那些看似深思熟虑的见解，乃至精炼的格言，实际上可能只是他即兴发挥，未必认真，过后也可能忘得一干二净。”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维特认为黄仁勋“并不把人工智能视为新兴的超级智能机器，也否定将其与生物学直接类比的观点。在他看来，人工智能仅仅是运行在他公司销售硬件上的软件而已”。在黄仁勋眼里，挖金子不过是卖铲子的契机，英伟达只不过把铲子厂直接开到了金矿门口而已，至于挖出来的是什么，从来与铲子无关。这是卡坦扎罗的初心，黄仁显然从未忘记。

到2026年2月，黄仁勋与OpenAI的CEO山姆·奥尔特曼的对立已经很明显。挖不出金子的时候，铲子厂厂长对矿主很难有什么好脸色。而这波AI热潮带来的原料资源损耗，浪费的电、电线与人类的劳动，裁掉的员工与毁掉的互联网生态，更不用说疯狂烧掉的钱，如果一切烟消云散，我们该怪到谁头上呢？更重要的是，黄仁勋与勃兰登堡是否有区别？MP3取代实体CD毁灭了音乐行业，而AI作为所谓的“思考机器”试图取代人类头脑的思考功能，这是否会带来更为毁灭性的结局？